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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新时代十年,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祛疴、重典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成就作出的深刻总结,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的老党员崔荣海心潮澎湃、倍感振奋。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世业镇考察时,崔荣海紧握总书记的手说:“您是腐败分子的克星,全国人民的福星!”正是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是在警醒我们管党治党丝毫不能松懈、一刻不能放松。”这几天,崔荣海定时收看了《永远吹冲锋号》专题片。他表示,新时代十年,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我们要继续推进反腐败工作,永不止步!

  春节临近,江西省上饶市纪委监委机关一间会议室内,来自市纪委监委和当地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检查组同志正在讨论如何开展节日期间的明察暗访。

  “我们以作风建设为切入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以自我革命精神进一步推动实现看得见摸得着的作风之变。”上饶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冰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已十年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直至真正化风成俗”的重要要求,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使新时代共产党人的“金色名片”越擦越亮。

  唯有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方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新时代十年革命性锻造,我们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成功开拓了党长期执政之道、强党强国之道,始终保持旺盛生机活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专职副书记、研究员薛伟江说。

  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了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体现了我们党对所处历史方位、肩负使命任务、面临复杂环境的清醒认识,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国情发展变化的深刻把握,必须认真学习领会。

  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这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后,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这项工作作出的新部署。”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简繁表示,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在“全面”上下功夫,使各领域相互协同、各环节紧密衔接,同时把“严”的要求贯彻实际工作全过程全方面,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需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业务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轮流上台当“教员”,深入解读本部门履职尽责所涉及的党纪法规,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带头当“学生”,不时提问交流……在贵州省纪委监委,这样的常态化学法学规活动2022年以来已举办10期。

  “通过这些活动,我们能更加全面深刻理解党纪法规,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加深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努力以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开展工作。”贵州省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副主任缪凡说。

  “必须进一步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让全面从严治党更好向基层延伸。”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韩村镇南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长伦说,作为“全链条”上的基层一环,要以身作则规范村务管理,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加深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以实际行动杜绝损害群众利益的“微腐败”。

  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纪检监察机关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探索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近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纪委监委采取“分批轮训”的方式,淬炼基层办案力量,推动一线纪检监察干部不断“充电赋能”。

  “我们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探索新途径、新方法,让一线纪检队伍在实践中深化对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临颍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黄卫平说。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以有力政治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落实见效”“要推动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以有力有效日常监督促进各项政策落实落地”。

  连日来,云南省普洱市对2022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进行年终“盘点”,就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等履职情况,对全市10县区、75个市级部门党政“一把手”进行“一对一”监督谈话。

  党中央有部署,纪检监察见行动。

  普洱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齐晓勇说,要加强政治监督,在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上下更大功夫,督促全市各级各单位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落实到责任清单、任务清单、措施清单、成效清单上,促进各级“一把手”知责担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大榭岛上,位于海平面以下90—150米的“百地年200万方丙烷地下洞库”项目近日完成地下主洞库的开挖作业,整体建成后将大幅增加液化石油气仓储、中转能力。

  “这些重大项目的落地落细,得益于当地纪委监委实行专项监督,聚焦责任、政策、资金、干部作风落实等重点强化监督。”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自贸区政策法规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裘锡军表示,未来更需找准找实服务保障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切入点、着力点,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让这片开放热土不断迸发新活力。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基础、强基层。

  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格调松间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丽认为,社区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发挥主导作用,打通政策贯彻执行中的堵点淤点难点,了解群众急难愁盼,让居民话有地方说、理有地方讲,努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延河之畔,宝塔山下。“初心永驻 使命相继——建党精神 延安精神 红旗渠精神联展”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拉开序幕,以珍贵历史照片和厚重文物,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我们要不折不扣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区分开来’重要要求,把严管厚爱贯穿于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不断健全完善正向激励体系,为新征程上干事创业的‘闯将’撑腰鼓劲。”陕西省延安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高志旺表示,要牢记“三个务必”,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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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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